南方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郑青亭、实习生谢建玲 北京报道
“‘一带一路’不仅仅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本身就蕴含着非常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它不仅涉及经济合作，也涵盖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我认为，这正是‘一带一路’的真正本质，也同样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真实内涵。”欧洲著名国际关系与地缘经济学者侯赛因·阿斯卡里（Hussein Askary）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阿斯卡里是伊拉克裔瑞典学者，是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BRIX）联合创始人兼副所长。他长期从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研究与传播，合著《将新丝绸之路延伸至西亚和非洲》等著作，并担任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及国际席勒研究所经济战略分析员。
4月14日，阿斯卡里受邀出席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全球领导力学院联合主办的人大重阳区域国别论坛之“美国系列”第二十一场。会上，阿斯卡里围绕“‘美国优先’遇上‘中国方案’：中国如何深度走进西亚非洲”主题，深入分享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西亚与非洲的影响。
在会议间隙，他围绕美国“美国优先”政策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义及部分西方舆论对该倡议的误读逐一作出回应，并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阐释全球治理模式的演变方向。
对于美国今年以来频频采取的军事行动，他表示，从委内瑞拉到中东，特朗普政府所谓“美国优先”的对外政策，并非系统性战略，而更接近“攫取式干预”。这种模式不仅难以带来稳定，反而可能加速美国自身的相对衰落。
他强调，衡量一国长期实力的关键指标在于经济生产率与人民生活水平，而非军事或政治影响力的短期扩张。“如果这些政策持续下去，最终可能留下的是不稳定的国际环境，同时也会反噬美国自身的发展基础。”他表示。
阿斯卡里进一步指出，历史经验表明，帝国在试图长期支配他国的过程中，往往会削弱自身实力。在他看来，若中东冲突能够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社会或将迎来一种更加合作导向的新模式，而这一趋势正是全球南方国家正在积极推动与期待的方向。
谈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时， 他表示，该倡议早已超越单纯的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其核心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文明互鉴与全球合作。以史为鉴，他认为，古代丝绸之路的核心并非丝绸贸易本身，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深度交流与知识传播。
他表示，历史上文明兴衰往往伴随剧烈冲突与代价，而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则提供了另一种发展路径。当今世界则首次具备了实现真正“文明对话”的可能性——不同国家与文明能够在同一时代展开平等交流与互鉴。
在阿斯卡里看来，经济发展应被视为实现更高层次文明形态的工具，而非最终目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经济收益，更在于推动全球文化理解与文明融合，使人类在多样性中实现更深层次的共通性。
中东困局或有两种走向
21世纪：我们先从中东局势谈起。在当前局势升级的背景下，你如何判断这轮冲突的走向？
阿斯卡里：首先，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伊朗国家和体制展现出极强的韧性。这使得美国和以色列初期的目标未能实现。美以原本希望通过“斩首行动”改变伊朗政权，甚至期待民众起义、更换政权，并引入外部支持的统治者来控制国家资源。但这一设想已经完全失败。相反，伊朗在遭受巨大破坏之下仍然实现了内部团结，并进行了有效抵抗，迫使美国在多个目标上作出让步。与此同时，伊朗也展示出具备反制能力。
未来可能出现两种走向：一种是进一步升级，甚至可能导致美国地面部队介入；另一种是通过谈判实现缓和。在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推动下，和平解决仍然存在可能。如果实现和平，地区国家将重新回到发展轨道，加强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因为他们从中获得的是发展机会，而非冲突。
21世纪：除了油价或市场波动等短期影响外，从长期看，这场冲突将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阿斯卡里：一方面，这将加速能源转型，尤其是在中国技术推动下，许多国家会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另一方面，我更担心的是债务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以高成本借入美元，用于购买昂贵的能源、化肥和粮食。这可能导致长期债务危机。类似情况在1973年石油危机后已经出现，当时全球发展被拖累了近20年。如果当前冲突持续，这种风险会再次出现。
21世纪：你经常说，中东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发展赤字”。在当前的背景下，你认为这个结构性问题正在恶化吗？
阿斯卡里：是的，会加剧。但战争只是暂时中断发展，并不会逆转趋势。一旦冲突结束，这些国家将加速推进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与中国等提供技术与发展路径的伙伴合作，以弥补基础设施和技术短板。
“美国优先”损人不利己
21世纪：从委内瑞拉到中东，美国的政策似乎越来越受到“美国优先”方针的影响。你如何评估这对当前国际秩序的影响？在你看来，美国通过制裁、军事存在和安全安排在中东的参与是加强了其全球领导地位，还是加速了其相对衰落？
阿斯卡里：我们在委内瑞拉等拉美地区所看到的情况实际上并非一种战略——它更像是海盗行径。其核心在于攫取资产并干涉他国事务。这种做法具有自我毁灭的倾向。在中东地区，这种做法通常被描述为“分而治之”。有人称之为“美国优先”，但许多美国人现在将其理解为“以色列优先”。这无助于美国人民的福祉或美国经济。
如果这些政策持续下去，它们可能只会留下不稳定的结果。与此同时，经过数十年的此类行动后，我们应当自问：这对美国本身造成了什么影响？基础设施、工业、社会稳定和生活水平状况必然是真正的衡量标准。
在我看来，有两个指标至关重要：经济生产率是否有所提升，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得到改善。在中国，这方面的评估是通过发展规划周期来进行的。但在美国和欧洲，长期战略已变得支离破碎。
历史上，帝国在试图支配他国的同时往往会导致自身力量的削弱。如果美以伊冲突能以和平方式结束，我们或许将看到一种不同合作模式的出现——这种模式正是全球南方的众多国家在积极准备迎接的。
21世纪：放眼大局，你认为世界正在从单极体系走向多极化或区域化吗？中东将在这一过渡中扮演什么角色？
阿斯卡里：是的，世界实际上已经从单极格局转向多极格局。美国希望形成一个两极世界，但这种想法是行不通的，中国并不愿意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中国推动的是一种多边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大国都有自身利益领域，但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金砖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尤其是在“全球南方”。
这一趋势是无法阻挡的。即使美国自身的国家安全评估也承认，中国的发展以及其与全球南方的合作是不可阻挡的。
当前中东地区的局势，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多边合作体系的干扰，但我认为不会成功。即便是美国的盟友也会逐渐意识到，美国既无法提供可靠安全，也无法提供发展所需的技术与工具。
因此，多边世界的形成已经是大势所趋。
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并不是“丝绸”
21世纪：你一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者。在当今更加分散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你如何评估其战略意义？它是否正在从经济倡议演变为更广泛的倡议？
阿斯卡里：“一带一路”不仅仅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本身就蕴含着非常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它不仅涉及经济合作，也涵盖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我认为，这正是“一带一路”的真正本质，也同样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真实内涵。
从历史上看，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并不是“丝绸”。在古代，丝绸贸易并不是最核心的内容。真正重要的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今天，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对话”——让所有国家、所有文明、所有成就在同一时间进行交流与互鉴。因此，经济发展应当被视为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标。它是通向更高层次人类文明的路径。这种文明将是普遍的，同时又尊重多样性。
所以，“一带一路”最重要的启示，不仅在于经济收益，更在于文化意义。因为正是文化，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彼此。无论我们的文化、政治制度或肤色如何不同，人类之间始终存在着大量共通之处。
“债务陷阱”源于西方金融体系，并非由中国造成
21世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共商共建共享，但仍面临部分西方国家的质疑，比如所谓的“债务陷阱。”你怎么看这些声音？
阿斯卡里：这实际上是一场由美国国务院发动、并与哈佛大学部分学者合作推动的地缘政治叙事。我正在对此进行研究，并撰写一本相关著作。
如果我们逐一分析我研究过的案例，比如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赞比亚、肯尼亚和黑山，就会发现这些国家的债务问题并不是由中国造成的，原因有很多。
为此，我提出了一套三步分析方法。
第一步，是分析该国债务结构。也就是查看该国央行的数据，了解其对不同债权人的负债情况。然后将这些债务进行分类，制作成“饼图”。你会发现，在所有案例中，中国所占的债务比例都很小，相比之下，来自西方私人投资者（如贝莱德、英国的Ashmore等财富基金）的债务占比更高。此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在大多数国家中也是比中国更大的债权人。因此，中国贷款在这些国家外债中的占比其实很有限。这是我们的研究结论。
第二，是债务的“质量”。中国贷款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的作用是提升社会生产力，使国家能够创造收入，从而偿还贷款。这些贷款期限通常为20至25年，不需要一次性偿还，而是长期分期偿付，因此不会对国家形成沉重负担。同时，其利率通常为2%至3%，远低于这些国家发行的主权债券（通常为6%至10%）。这是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差异。
此外，还要看贷款的用途。许多国家向西方债权人借款，是为了解决短期问题，比如经济危机、粮食短缺、能源短缺或战后重建，同时还要应对贸易赤字或财政赤字，甚至借新债还旧债。这会形成“滚雪球效应”，不断以更高利率借入短期资金。这才是真正的“债务陷阱”。
我的结论是：所谓“债务陷阱”并不是中国造成的，而是源于西方金融体系。
从单个项目走向“乘数效应”
21世纪：你还参与推动瑞典的“一带一路”相关研究。这项努力的动机是什么？欧洲对这一倡议的看法是如何随着时间演变的？
阿斯卡里：2018年我们在瑞典成立“一带一路研究所”时，虽然瑞典并未参与该倡议，但我们发现当地对“一带一路”的客观信息严重不足。人们对中国提出这一倡议的动机也缺乏清晰认识。因此，我们不仅提供准确、客观的信息，还向瑞典的产业界、企业界、学界、政策制定者以及公众解释：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为什么对瑞典经济有益。
正如我在关于非洲发展的著作中所说，仅靠中国无法完成非洲的发展。非洲面积是中国的三倍，到2050年其人口可能达到中国的两倍，因此需要更多资源和参与者。欧洲拥有丰富资源，可以参与非洲和中东的发展。这不是援助，而是互利共赢。
21世纪：在你研究或实地考察的过程中，哪些“一带一路”案例最让你印象深刻？它们具体如何改变了当地的发展轨迹？
阿斯卡里：没有任何单一项目可以独立带来根本性改变，必须将其置于国家整体发展框架中。以埃塞俄比亚为例，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以及其他铁路、水电项目和农业改革，共同推动该国从“饥荒国家”转变为实现两位数增长的经济体。
关键不在于单个项目，而在于整体经济活动带来的综合效果。例如在埃及，苏伊士运河扩建是埃及自身项目，而中国参与了该区域工业园区建设以及开罗新行政首都建设。这种整体发展更令人印象深刻。在摩洛哥，地中海港口以及与中国合作建设的科技城，基础设施、工业与科技发展相结合，为社会带来了显著变化。
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种转变：从单个项目走向“乘数效应”，推动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21世纪：展望未来，你对下一阶段“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有何建议？
阿斯卡里：共建“一带一路”从一开始就强调政策协调——是发展政策的协调，而不是地缘政治。各国的发展战略应与共建“一带一路”目标对接，而不是被其强加。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划和愿景，而共建“一带一路”的作用是赋能这些国家推进本国发展，并融入全球经济。这种对接至关重要。
在下一阶段，各国不仅应利用共建“一带一路”弥补基础设施短板，还应借助这些基础设施迈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新阶段，包括发展工业园区、经济特区和自由贸易区等。同时，中国也向这些国家开放了庞大市场，对农产品等商品实行免关税进口。如果非洲等地区利用基础设施提升农业发展，不仅可以实现粮食自给，还能扩大出口，这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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